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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当局新行政团队“绿色大风吹”，网友：换汤不换药******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管理机构将于31日进行新旧团队交接。苏贞昌接任者陈建仁已启动新团队人员更替，目前班底已大致确定。
从已公布的名单来看，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将与陈建仁搭档出任正副负责人，行政团队新面孔包括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史哲、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等，留任成员则包括数位发展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唐凤、教育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潘文忠、交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王国材、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陈吉仲等。
陈建仁与郑文灿。中时新闻网陈建仁称，稳健衔接政务、扩大世代合作、增加女性成员，是此次组建团队的原则，用人唯才、适才适所，要让更多愿意为台湾做事的人尽其才。
对此，岛内民众并不买账，舆论直批新团队人事调整无异于“旧酒装新瓶”“换汤不换药”。
陈建仁何许人也？
陈建仁给人以“学界清流”的印象，曾任台湾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等职。他的父亲出身中国国民党地方派系，曾任高雄县县长。陈水扁执政时期，陈建仁便和蔡英文在行政机构共事。2015年，他以无党籍身份与蔡英文搭档参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2016年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位无党籍的副领导人。
2019年，面对“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的突袭式挑战，陈建仁宣布不争取竞选连任，次年任期届满后卸任，并于2021年底申请加入民进党，被视为蔡英文的“心腹”。
在行事方面，陈建仁以“中立温和”的学者身份自居。在镜头前总面带笑容，语气平和，岛内有媒体称其为暖男、“大仁哥”。他曾表示自己醉心于研究，对政治没有兴趣。对于此次人事调整，他宣称期许组建“温柔坚韧”的团队。
不过，岛内不乏针对陈建仁的批评。2007年其担任台湾科技发展部门负责人时，共同挂名的论文疑似抄袭，为此请辞。新冠疫情中，其盲目为“高端疫苗”站台而被称为“高端圣骑士”。此外，岛内有声音认为，陈建仁缺乏从政经验，恐难应对复杂的党内派系斗争及棘手的民生问题。
人事调整or政治妥协？
对于苏贞昌请辞，岛内舆论分析，这极可能是其从政生涯的最后一程。其任内台湾物价飞涨、民众薪水倒退、贫富差距拉大，而苏贞昌团队行事作风却蛮横傲慢，引发民众极大不满。
2022年底，民进党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失利，民进党党内及民众皆对苏贞昌愈发不满。随着接连补选的败北，普发现金的“保卫战”失效，苏贞昌不得不下台走人。
岛内舆论认为，从苏贞昌的辞职时机及已公布的人选名单来看，民进党内部存在诸多派系与权位算计。陈吉仲、薛瑞元、王美花、林右昌等多位行政团队成员都有“黑历史”。此波人事安排并非以专业及经济优先，可说是派系平衡下的妥协名单，遑论“用人唯才”。当前岛内“党”“政”貌合神离，相关调整只是为避免“政治跛脚”而作出的挣扎。
台湾《联合报》认为，陈建仁行政经历有限，学者性格处理政务明显难大破大立，用陈建仁接替苏贞昌，便于将行政资源在“2024大选年”笼络牵制党内各派系，并掌握接班人团队。
苏贞昌与陈建仁。联合报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赖士葆质疑，此次人事调整有如“绿色大风吹”，陈建仁虽成为新任行政机构负责人，但蔡英文剥夺了他的人事任命权，陈建仁带领的行政团队只是代理人而已，实效堪忧。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邱臣远建议，对于高度争议的留任名单，陈建仁应勇于展现个人意志，知人善任，才能真正展现改革魄力。
岛内民众期待什么？
对于陈建仁接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岛内一份最新的网络民调显示，有92%的民众“不相信会做得很好”。反之，“相信陈建仁会做得很好”的民众仅有4%，调查结果引发讨论。
不少网友留言批评：“他的心里只有高端没有人民”“不祈望就没失望”“无需期待”“觉得现在的执政团队，哪位来接任都没用，因为没有一位是专业的，更何况都是为己私利，有哪位真为台湾百姓做事，所以换谁做还是一样无解。”
岛内舆论指出，面对严峻台海局势、通货膨胀及经济不景气、治安败坏等事件频传，民众并不关心人事变动，真正在乎的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如提高薪水、稳定物价、农产品营销等民生事项，都有赖新团队尽心尽速解决，期待真正以民为先。(记者 穆朗)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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