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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处理好三对关系******

　　作者：于家明（北京市委党校第23期局级研修班学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辩证思维，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在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中处理好效率与效益、有形与无形、硬件与软件的关系，稳步推动乡村振兴“提档升级”。

　　在乡村发展中兼顾效率与效益的关系。效率指向数量和速度，效益保证质量和安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效率，更要提增效益，切忌随意搬用效率至上的衡量标准，轻易套用其他领域的发展模式，甚至简单挪用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而应兼顾效率与效益，既要坚定改革决心，也要保持历史耐心，确保乡村发展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一是蹄疾步稳地推进城镇化。只有处理好城乡关系，才能切实推动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既需要顺应农民进城务工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趋势，也要处理好进城农民的定居、就业等问题，让农民在城乡之间可进可退，避免因为过度追求城镇化速度而造成的风险矛盾和社会动荡。二是完善乡村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既要鼓励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下乡，拓展乡村产业的市场空间，也要设立必要的“防火墙”，真正通过利益联结机制的设计和落地，尽可能地让农民参与到产业链条中，合理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实现外来资本和乡村发展的共赢。三是把握好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尺度。一方面，要着力于改变分散、粗放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通过推动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管理、精细化运营，加大农业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另一方面，要着力避免片面追求大干快上的倾向，坚决防止越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土地承包关系的底线，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生产要素的集中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秉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引导和帮助农民选用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农业生产方式。四是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这个问题上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如果只停留于一般的成本计算和交易互换，或是只着眼于农业生产总量而忽视结构性的缺失，就难以保证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所以，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树立保面积、保产量的责任意识，只有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才能将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乡村建设中协同有形与无形的关系。与城市相比，乡村在功能定位、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不同，要时刻牢记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始终遵循立足农村实际、体现乡土特点、符合农民意愿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规划先行，做到分类施策。要在充分掌握乡村的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现实状况、农民呼声等信息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村庄建设规划，是立即启动建设还是深入研究论证，是原址建设、村庄合并还是异地发展，都要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二是注重风貌保护，彰显乡村特色。要保护好乡村的传统景观、特色风貌和文化根脉，尤其要保护好乡村的生态环境，增强乡村的生态涵养功能，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让乡村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三是推动机制创新，挖掘生态价值。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在政府多年来持续开展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加持下，如何让生态化的空间资源成为一种生产资料和发展要素，激活大量沉淀的实体资产，为乡村建设赋予更多的开发价值，迫切需要在非标准化的产权界定、资源定价、市场交易等方面加大机制创新力度，更好为深化农村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农村空间资源生态化开发、让农民获取更加多元和长期的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在乡村治理中融合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当前，乡村既保留着农业社会形成的原子化、慢节奏、自循环的传统生活方式，也经历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塑造的组织化、快节奏、交互性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因此，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硬件意义上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也包括软件意义上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一是要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体现农业农村优先。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推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下乡，并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全民普惠、城乡一体。二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支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少数”。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为基层赋权增能、下沉资源，创造更好的干事创业条件；要锻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并大力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的广阔天地中建功立业，让党的“三农”工作决策部署切实转化为农民看得见、摸得着、有获得感的具体成效。三是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基层实际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乡村与城市有着不同的治理逻辑，要立足于农村依然存在的“熟人社会”特点，警惕项目工程思维和政府体制运作方式过分介入农村基层治理，避免农村基层成为失去政治动能和自我调节功能的被动治理对象，通过不断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将法治的刚性、德治的柔性和自治的韧性有机结合，持续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持续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效能感，真正实现乡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生动局面。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要以系统观念认识和处理乡村发展、建设、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不留遗憾，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但在年后办理离婚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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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年后扎堆离婚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声明中解释，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无独有偶，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的视频。据此，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1月31日，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的人数为3对。处于正常状态，并没有所谓结婚、离婚高峰期。”

　　然而，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的预约日期、人数已满，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该接线员解释，这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这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此外，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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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所以我们还是把离婚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梁女士还是有些哽咽。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但她已经知道离婚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过年期间，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的父母表达了感谢。在梁女士看来：“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也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其公司成立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分担春节期间的家务等等，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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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的攀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03年开始，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粗离婚率为1.05‰，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的可能性；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社会进步带来的人们思想解放，对传统婚姻的理解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离婚率走高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9年后，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对此，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文军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在文军看来，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社区调节工作，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