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教育路上“追光者” ******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加强军史学习教育,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 军史是我军的“家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10年时间里,武警工程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教员蒲元,几乎把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同一件事——寻访革命老兵,守护军史记忆。
在蒲元看来,如何从厚重的党史军史中汲取营养,用昨天的故事打动今天的官兵,是开展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他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军人加入其中,在触摸历史中获得力量、传承精神。
冬日西安,寒风阵阵,武警工程大学一间教室里却气氛热烈,坐满了慕名前来听课的各专业学员。这堂课是《军事历史》,授课老师正是寻访老兵的志愿者、教员蒲元。
一堂历史课,缘何成为学校的“爆款”?结合寻访老兵经历,蒲元饶有兴致地给大家讲述了自己在陕西省澄城县冯原镇考察壶梯山战役遗址的场景。壶梯山战役是西北野战军南下关中第一战,更是解放大西北的序幕之战。这部分内容是他临时添加的,没有参考作战图和其他资料。只见蒲元胸有成竹地在移动白板上快速手绘了一幅战斗示意图,形象具体,一目了然,赢得学员一片喝彩。
寻访·和时间赛跑
蒲元和老兵结缘,还要从2013年冬天说起。那时,从事军事历史教学的蒲元在撰写一篇有关抗战史的文章。为了搞清一些模糊的史实,他托战友联系上几位健在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
这是蒲元第一次与抗战亲历者面对面交流。几位老兵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的经历让蒲元深受震撼。同时,老兵对后辈的殷殷嘱托让他陷入沉思:“当亲历者芳华不再,谁来留住他们的故事?”寻访和关爱老兵的念头,在他心中悄然萌生,从此扎下根。
之后,蒲元加入当地关爱老兵志愿者队伍,开启漫漫寻访路,并与百名老兵结下不解之缘。
“蒲教员,您在寻访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台下学员争相发问。
“寻访老兵惠凤财算是我一段比较偶然的经历。”蒲元回答道。2019年五一假期,蒲元应邀赶赴陕西省渭南市参加一位已故抗战老兵的墓碑揭碑仪式。活动中,蒲元身旁坐着一位神态威严、气度不凡的老者。经询问得知,这位名叫惠凤财的老人,竟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曾服役于志愿军第1军第1师第1团3营8连。
活动结束后,蒲元一行人赶忙到惠凤财老兵家中探望。在向蒲元介绍老照片和老物件时,惠凤财的思绪回到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讲到兴致处,只见他随手抄起一根木棍开始演示刺杀动作,一招一式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
以往关爱老兵,蒲元和志愿者都会提前准备物资。这次情况特殊,大家身上没带现金,偏僻的村子里也难以采购礼品。情急之下,蒲元想起车里有一个电热水器和一床珊瑚绒被罩,赶忙取来赠予老兵。
中午,老兵家人执意留他们吃了一顿便饭。席间,蒲元听到老兵开心地小声告诉邻居:“今天志愿者来,给我送了慰问品。”蒲元想,让老兵高兴的不是慰问品,而是后辈军人对老兵崇高的敬意。
蒲元在讲台上讲得津津有味,学员在台下听得入神。
在讲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老战士赵魁华时,得知这位老兵参加过著名的黄土岭战斗,学员们无不为之赞叹;在讲到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老战士曹传芳时,通过播放口述视频,一段段惊险的战斗故事让学员们深受震撼;在讲到八路军太行军区老战士邓永顺时,学员们被老兵救治日军战俘并将其成功感召的经历深深打动……
然而,寻访老兵10年来,蒲元明显感到,亲历战争的革命老兵逝去的速度逐渐加快。“要抢救性挖掘更多老兵的口述历史,这既是对老兵戎马一生的致敬,也是深化军史教育情感认同的重要方式。”蒲元说。
关爱·老兵不孤单
“关爱老兵,不仅仅是日常送生活物资、春节送年货、寿辰送蛋糕鲜花,”蒲元介绍说,“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套致敬流程,庄严的仪式让每名接受致敬的老兵及参与的志愿者们都终生难忘。”
“今天,请接受我们全体志愿者最崇高的敬意。当年,日寇入侵,山河变色,是您响应号召,挥泪告别家人,为民族自由而战……历史不容忘记,民族英雄不容忘记!”每次为抗战老兵举行致敬仪式时,蒲元等志愿者都会饱含深情地诵读这段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致敬词。在激昂的乐曲声中,致敬仪式开始,蒲元为老兵佩戴绶带,宣读致敬词,敬赠“抗战英雄”牌匾和印有老兵照片的纪念挂历,并将一枚特别定制的纪念章别在老兵胸前。
电话询问、初访、致敬仪式、日常探访……蒲元和志愿者们远赴新疆、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地,足迹遍布100多处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关爱老兵300余人次,在送去慰问品的同时,更给老兵以精神上的慰藉。
随后,蒲元又向学员们讲述了自己意外寻访到的老兵。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蒲元到社区为岳父登记退役军人信息。他突然想到:“已经登记的人中会不会有抗战老兵呢?”于是,他请求工作人员查询90岁以上的登记者。在键盘的敲击声中,一位名叫樊心孝的高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与樊心孝的儿子电话交流后,老人抗战老兵的身份得到确认。1944年春夏之交,樊心孝从家乡山西临县参军,被编入八路军第120师,跟着贺龙的部队上了前线。得知这一消息,蒲元激动不已,毕竟像樊心孝这样健在的抗战英雄已经不多了。
然而,更大的意外还在后面。樊心孝的家,竟然就在蒲元岳父家楼下。蒲元感慨道:“相见不相识,真没想到,老兵近在咫尺,抗战历史就在身边。”
蒲元和志愿者来访那日,樊心孝特意让子女帮他找出旧军装,穿戴整齐,端坐在沙发中央。一眼看去,老兵仿佛仍是当年那名英勇的战士。
去年国庆期间,蒲元再次前往西安市长安区,看望一位与人民军队同岁的老兵。
栾绍本,1927年生人,1943年从山东平度入伍,多次参加反“扫荡”作战,后因伤返乡。1946年,栾绍本再次入伍,曾参加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在孟良崮战役中,栾绍本3处负伤倒在血泊中。直到1982年,一枚距离脊椎较近的弹头才从栾绍本身体里取出。
“非常震撼。透过蒲教员的讲述,我们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当年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老兵栾绍本的故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毕业学员、现服役于武警安徽总队的张琪说。
传承·同行者渐多
下课铃声响起许久,还有不少学员争相提问:“蒲教员,您做志愿者,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到底图什么?”
在蒲元心目中,关爱老兵是一种自觉行动。除了向老兵送去慰藉和尊重外,他希望收集更多史料,把课上好,把学员教好,这是他的“私心”。
“对老兵的铭记,不仅仅是记下一个个名字,更是借此点亮更多人的心灯。”蒲元所在的教研室承担军事历史课程教学任务,与中国近现代战争史密切相关。他认为,除了宏大的历史叙述和细致的理论讲解外,加入老兵的战斗故事和关爱老兵的心路历程,不仅可以提升授课的代入感,还能让青年学员沉浸在英雄的事迹里,感受军人的血性胆气。
为更好地弘扬革命传统,蒲元精心打造“英雄·从战场走来”专题讲座,多次应邀到政府部门、部队、学校宣讲,让更多人触摸有温度的战斗历史。
令蒲元难忘的是一次与中学生的交流。
2019年10月,蒲元应邀为西安市高新一中沣东中学新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此前,蒲元从未走进中学校园开展宣讲。他担心的是,孩子们能不能接受战争的残酷,能不能真正感悟到抗战的精神力量。
蒲元试图调整课件和教案,但这种尝试很快失败了。因为“英雄”两个字的背后,必然与坚韧、奉献乃至牺牲紧密相连,任何人为的割裂和掩饰都会失真。这样的讲座,又怎能打动人心?
带着忐忑的心情,蒲元开始授课,现场900多名中学生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学生们倾听的神态、专注的眼神,很快让蒲元打消了顾虑。随着故事的深入,全场师生仿佛和英雄前辈们同在战场:感伤时,全场静谧无声,不少学生眼角噙满泪水;感动时,掌声像雷鸣般响起。
把课堂延伸到社会,把教育贯穿到课外,引导学员亲身参与关爱老兵公益活动,是蒲元近年来努力的方向。
在蒲元的带动下,毕业学员在走上一线带兵岗位的同时,关爱老兵的脚步从未停歇:毕业学员张琪在老家河南商丘寻访抗战老兵徐永振,为老兵送去节日问候;学员殷婧璇毕业后分配到武警山东总队,与战友一同看望八路军老兵梁金发;学员卢旦晨毕业后分配到武警江西总队,她把一位新四军老兵请到总队,为新入伍的战士作报告……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蒲元说,虽然每次的致敬仪式都很短,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董浩田 李 智 本报记者 单慧粉 解放军报)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