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党的二十大报告诞生记******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题: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党的二十大报告诞生记
新华社记者张旭东、丁小溪
这是辉映未来的历史时刻——
2022年10月16日上午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
会场内,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心潮澎湃,一次次热烈掌声传递着信心和力量。
这是举旗定向的政治宣言、引领复兴的行动纲领——
3万余字的报告,凝聚党心民心,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要求,擘画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宏伟蓝图。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催人振奋,响彻在神州大地。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宣誓,凝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磅礴力量——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深刻把握新的历史特点,牢牢把准新征程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组长,全程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党的二十大于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引领14亿多人民团结奋进夺取新的更大胜利?如何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作为大会筹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草一份凝聚全党全国智慧、反映人民意愿、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在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纲领性文献,是开好大会的重要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高度重视,全程领导了报告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同志担任副组长,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参加。
2022年2月16日,中南海怀仁堂。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成立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的决定。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起草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研究报告起草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并高瞻远瞩指出起草报告有五个必须全面把握和深入思考的新的历史特点——
一是党已经走过创造辉煌的一百年,正团结带领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二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任务。
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历史性成就,既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也进入了乘势而上、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被迟滞甚至打断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阶段。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经走过第一个十年,必须继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要求。
五是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外部环境更加不稳定、不确定,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环境。
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二十大谋划未来的目标任务和行动纲领,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新的历史特点,使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举一纲而万目张。
主题是报告的灵魂。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精辟指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必须有一个统摄全局的主题,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
“既要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主题一脉相承,又要充分体现新时代、新征程、新阶段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确定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牢牢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牢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奋斗目标,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精神。
3月15日,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起草组同志认真交流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认识和体会,讨论报告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5月17日,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反馈意见和建议汇总情况汇报,研究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框架方案。
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四点要求,为报告起草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把握历史方位。“把面临的形势分析透,把握住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点,是起草好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前提和基础”。
——聚焦战略任务。“在部署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项工作时要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紧紧围绕未来5年党的战略任务展开”。
——坚持守正创新。在思想理念、政策举措上既要继承,又要勇于创新。
——增强斗争精神。“要充分体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气神,各方面战略谋划和工作举措都要直面矛盾和问题”。
这次会议讨论确定,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框架方案按总分结合、先总后分的结构,拟分15个部分,文件起草组分为5个小组负责各部分的起草工作。
谋深虑远,方能行稳致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能否准确研判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积极回应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期盼,科学部署长远目标任务,考验着一个政党的理论勇气和执政能力。
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党的二十大报告稿初稿。
“党的二十大不仅要谋划未来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在党的十九大部署基础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谋划,在思想理念、政策举措上既要继承,又要勇于创新。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优良传统要弘扬,又要创造新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件起草组要继续在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上下功夫,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各方面各领域工作的方向和原则要求出发,不断增强报告稿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
对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思考和研究的方法: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确保得出的结论、作出的部署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7月11日和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赞成报告稿的框架思路、内容结构、重大思想、主要提法,并对完善报告稿提出了具体建议。
7月26日,北京京西宾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这里举行。
“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关于党的二十大报告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本考虑,并就下一步将报告稿下发各地区各部门征求意见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自始至终高度重视、全程领导,多次主持召开起草组工作会议,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报告稿,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讨论研究。
“报告中许多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都是总书记深入研究、反复思考、亲自提出来的,这与他长期以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是分不开的。”文件起草组成员说。
从滴水成冰的内蒙古阿尔山边防哨所,到暑气升腾的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从海南三亚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滚滚稻浪,到山东威海甲午海战故地刘公岛的阵阵海风……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调研开路”,发现问题、认识国情、寻求规律,不断丰富发展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广袤的土地上、广阔的视野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提供了丰厚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以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创造,为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提供了思想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理想信念、真挚为民情怀、高度历史自觉、强烈责任担当,潜移默化体现在报告起草工作全过程,起草工作扎实有力推进,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一场场扎实调研、一次次深入讨论、一遍遍精心修改……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下,文件起草组共召开6次全体会议,数十次小组和工作班子会议以及专题会议,对重要观点、重要提法、重要举措反复推敲、论证、打磨,报告稿在层层推进中逐步丰富、完善、成熟。
起草充分发扬民主,凝聚全党全国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坚持走群众路线,反映人民意愿,汇集各方智慧,充分解放思想,广泛凝聚共识
“在起草工作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加强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集中起各方面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伊始就明确强调。
怎样科学总结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挑战、薄弱环节?
怎样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怎样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怎样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怎样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明确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任务、重点工作、重大举措?
……
回答好这些重大问题,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广开言路、集智聚力。
1月27日,党中央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关于对党的二十大报告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决定就党的二十大报告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同时,通过一定方式征求部分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
按照党中央部署,54个单位承担重点课题调研任务,围绕26个专题开展调研,形成80份调研报告,共计132.7万字。在3个月连续深入调研中,64个课题组到各省区市实地调研179批次;25个课题组对465个单位进行书面调研;10个课题组委托252个单位进行专题调研。各课题组共召开1501场座谈会、18场视频座谈会,参会19022人次。课题组咨询访谈1847人次。
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力。
4月15日至5月16日,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开展。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面向全党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围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是全党全社会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献计献策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月份就对此次网络征求意见作出重要批示,亲自审定有关工作安排、进行专门部署,指明了此次网络征求意见的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网络征求意见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总结这次活动的成功做法,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为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出对策;建议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为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想办法……在人民群众广泛响应、积极参与下,活动期间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留言超过854.2万条、2.9亿字,体现出了建言数量质量“双高”的特点。
经过认真梳理汇总,按照尊重原意、分类整合、突出重点、简洁凝练的原则,摘编具有建设性、代表性的意见建议1675条,并印发文件起草组全体同志,各小组结合本组负责起草的有关部分范围,逐条研究相关建议,提出吸收意见的建议。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开诚布公、畅所欲言。
6月9日、8月18日、8月23日、8月26日、8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成都、沈阳、北京主持召开五场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和党章修改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31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各大单位和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7月4日至5日,文件起草组召开四次党的二十大重点课题调研成果汇报会,分别听取了48个调研组围绕23个重点课题开展的调研成果汇报。
7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赞成报告稿的框架思路、内容结构、重大思想、主要提法,认为报告稿立意高远、视野宽阔、亮点很多,思想性、理论性、战斗性都很强,并对修改完善报告稿提出了重要意见。
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报告稿,常委同志一致同意关于报告稿的修改建议。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报告稿。
8月4日,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通知,就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征求意见。
8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到9月1日,经统计,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108个单位在征求4700余人的意见基础上提交了书面意见,党外人士提交了10份书面材料,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提出修改意见1570条,扣除重复意见后为1435条。其中原则性修改意见173条,具体修改意见1262条。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文件起草组还吸纳了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央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对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这些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认真研读党的重要文献,参考各方意见,召开多轮工作会议仔细研究,反复讨论斟酌,持续滚动更新提炼有关新提法、新举措、新行动清单,到9月9日起草组5个小组分别召开了13轮工作会议。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用好红色资源……不少意见和建议得到采纳,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截止到提交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审议,文件起草组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稿共作出增写、改写、文字精简260处,覆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269条。
9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要求文件起草组根据会议审议意见,抓紧修改报告稿,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9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次审议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了文件起草组关于研究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修改报告稿的情况汇报,审议了报告送审稿,准备提交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审议。
9月26日、29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的二十大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稿。
10月9日,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召开。文件起草组全体同志认真听取与会同志意见建议,对报告稿进行完善修改。
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一份份凝聚全党意志、体现人民意愿的二十大报告醒目地摆在了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的座席前。
党的二十大代表由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选举产生,广泛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对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党员意愿、群众诉求有着深刻了解。大会召开前,代表们通过不同方式,听取了所在选举单位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意见,并把他们的期盼和愿望带到大会上来。
10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代表们结合实际工作,对报告发表意见。会场内,气氛热烈,凝聚着共识,升腾着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根据各代表团和列席人员讨论反馈的意见,对报告稿又作出了修改。
海纳百川,气象万千。各方面各领域的智慧和力量广泛凝聚,全社会全民族的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
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真正成为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过程,成为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成为充分解放思想、广泛凝聚共识的过程。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宣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引领亿万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0月2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隆重举行。
熠熠生辉的党徽下,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党的二十大报告通过。
万人大礼堂内,这个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澎湃着自信自强的跃动脉搏,昂扬着奋发奋进的崭新气象。
新征程,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分3个板块,15个部分,3万余字的篇幅中含有300多个新提法。第一板块包括导语和第一至第三部分,是总论;第二个板块包括第四至第十四部分,是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部署的展开;第三板块包括第十五部分和结束语。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
这是一份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深刻昭示未来的郑重宣示——
过去五年和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牢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要意义,至为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概述五年来党和国家工作的基础上,以“3”+“16”+“4”的结构,全面回顾总结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
3件大事彪炳史册: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16个方面和工作成就非凡卓绝: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报告总结了16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4个里程碑意义启迪未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人民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二十大代表在讨论报告中纷纷表示,新时代伟大变革中,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在风云变幻中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在大战大考中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砥柱中流,充分彰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不愧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的掌舵者、领航人。
事实证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时间铭记,大地见证。“两个确立”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写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坎上,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
这是一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纲领性文献——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旗帜鲜明作出这一新表述。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集中阐述,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10个写入报告、体现着中国人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主干词格外抢眼,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生动例证,彰显着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两个结合”,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奥妙所在。实践证明,“两个结合”做得越好,理论创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就越强劲。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报告提出“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是我们党首次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这一思想根本的政治立场、彻底的理论品格、独有的精神气质、科学的思想方法,为把握好、运用好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精髓、进一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供了“金钥匙”,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
“六个坚持”构成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贯穿体现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全部内容之中。把握运用好“六个坚持”,就能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更好地把这一思想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修养、理论素养、道德修养和履职尽责的本领。做到了“六个坚持”,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就会更加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就会更加显著,就能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这是一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立足“两个大局”,擘画复兴伟业。
报告在进一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同时,令人瞩目地提出九条本质要求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旨归意义、目标任务、实现途径,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实践指引、光明前景,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蓝图,在这一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进一步科学谋划,提出了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明确“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目标;报告明确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提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国家安全更为巩固”等主要目标任务。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在对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的同时,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依法治国、国家安全三方面工作单列部分进行安排,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彰显了抓关键、补短板、防风险的战略考量。
这是一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时代答卷——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分析了党所处历史方位、面临形势任务、党情发展变化,以高度的战略自信、战略清醒、战略自觉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要深刻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报告从七个方面对党的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一系列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对严峻复杂考验的清醒认知,对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
报告指出,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必将立于政治的制高点、真理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这是一份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创造历史伟业的宣言书动员令——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环顾全球,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审视国内,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越是艰险越向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贯穿全篇,体现在标题、主题、导语、正文、结束语各个部分。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一句句精辟论述,激励全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持团结奋斗,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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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